“三证合一”的研究方法
我们本着张汝舟先生的古天文学说，编制“西周历谱”；我们也本着张汝舟先生的研究方法，考订西周年代。简要地说，就是“三证合一”的研究方法。
两千多年的文史研究，大体是以文献考证文M。这种例证法，清代学者发挥到极致，成了汉学研究的不二法门。所谓“例不十，法不立，反对孤证”成了清代学问家的宣言书、口头禅。以《诗经》证《诗经》，以《左传》证《左传》，称之为“内证”；以它书求证，称之为“外证”。反正，例证越多越可靠。这就体现了汉学的严谨朴M。清代学者王念孙称得上考据学大家，他运用例证法考证文献古籍中的诸多误失，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。《读书杂志》十六册，是他考据成果的结晶，今人受益良多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云：“赵氏壮者皆死长平。”念孙案：“‘氏’当为‘民’，字之误也。《燕世家》《燕策》皆作‘民’M”他确认《史记》应该是“赵民壮者皆死长平”，举例以证。又，《荀子·劝学》云：“假舆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檝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绝江河。”念孙案：“‘江河’本作‘江海’。海与里为韵。下文‘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’亦与‘里’为韵。今本‘海’作‘河’，则失其M矣。《文选·海赋》注引此正作‘绝江海’。《大戴记·劝学篇》《说苑·说丛篇》并同。《文子·上仁篇》作‘济江海’，文虽小异，作‘江海’则同。”王念孙之子王引之有《经义述闻》，堪称杰作。晚清俞樾曲园先生的《诸子平议》，也算一代巨著。研究古代文史的学人，无不从清M学者的著述中获益，而研究方法给我们的启迪尤多。
1899年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，让近代学人眼界大开，文史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《古史新证》中明确提出新的研究方法，他说：“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材料之外，更得地下之新材=。由此种材料，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，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，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。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，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，可断言也。”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提出的“二重证据法”。刘=溪的评价说：“此一新理念的提出，学术界响应者甚众，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，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自有其影响，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。”（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总序》）不难看出，这正是王先生对学术研究的重大贡献。按王先生自编讲义的=说，“纸上之材料”指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繋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氏传》和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战国策》及周秦诸子、《史记》等十项；“地下之材料”仅有甲骨文字和金文两种。其目的正是要以出土文字数据来印证传世文字数据的可信之=。在明确提出“二重证据法”之前，王氏已经在自己的考据文字中显示了这种新方法的价值。1915年他写了《鬼方昆夷玁狁考》，广泛征引文献，又结合出土的钟鼎彝器铭文，论述了战国以后称为胡、匈奴，商周称为鬼方、昆夷、玁狁、獯鬻这些游牧部族的地域与称名的关系，开创了游牧部族史的研究，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。尔后，轰动学术界的《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及《续考》，让史学界耳目一新。这些早期文章，正是“二重证据法”的实践之作。在此基础上，才有完整的理论阐述。杨尚奎在《论“古史辨派”》中称，“王国维是利用甲骨、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。” 不难看出，“二重证据法”就是“纸上之材料”与“地下之材料”的彼此印证、互相结合。李学勤先生说：“几十年的学术史说明，我们在古史领域的进步，就是依靠历史学同考古学的结合，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互证。今后对上古时期社会、经济和思想观念的探索，还是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。”（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5期）时隔八十多年之后，以今人的视角审视，王国维先生“二重证据法”对古史研究的重大贡献的确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
学无止境，学术研究也会不断前进、不断创新，如果固守“二重证据法”止步不前，那就违背了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的客观认识规律，令古老前人耻笑我们今人于地下。
就拿王国维先生的考据文章《生霸死霸考》为例吧，说明“二重证据法”也并非尽善尽美，还有前进一步的必要。这篇文章列为《观堂集林》首篇，足见它在王氏全部学术文F中的重要地位。王先生在此文中，深味古来对月相的解说，考以出土的西周铜器历日，“悟”出周代有“月相四分”之术。中国人传统地崇尚权威，凭着王先生的学术权威身份，四分月相说一起，文物考古界便奉若经典，皆据以考求出土器物及古代典籍中的历日。“月相四分”说遍及文史F个领域，密布各类书册文集。影响及于海外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等无不信服，反复征引，致国内外信从者比比皆是。董作宾先生虽有专文《“四分一月”说辨正》，指出它“无一是处”，还是难动“月相四分”之根本。
王先生在《生霸死霸考A中同样应用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先征引文献有关生霸、死霸的解说，而后引用了十件铜器铭文以倡“月相四分”之说。如果细加考证，十件铜器铭文，不仅不能证明一月四分，反而是月相定点的有力左证。如，引《师虎敦》云：“惟元年六月既望甲戌。”王氏案：宣王元年六月丁巳朔，十八A得甲戌，是十八日可谓之既望也。今案：师虎敦，即师虎簋，郭沫若考订为共王器，可从。王氏用四分术推算出宣王元年六月丁巳朔，的确是有问题的。宣王元年即公元前827年，实际天象：子月辛卯、丑月辛酉、寅月庚寅、卯月庚申、辰月己丑、巳月戊午
1964年张汝舟先生在撰写重要论文《西周考年》中明确提出“三证合一”的研究方法。他在“二重证据”之外，加一个“天上材料”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三重证据法”，我们称之为“三证合一”。
文章写道：克商之年，主要有六说：刘歆是公元前1122年，僧一行是公元前1111年，伪《纪年》是公元前1050年，朱右曾是公元前1057年，邹伯奇是公元前1070年，新城新藏是公元前1066年，今定a公元前1106年。
克商之年，古o《武成》（《汉书·律历志》引）给了我们三个历点：
一、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，若翌日癸巳-武王乃朝步自周，于征伐纣。
二、 粤若来，二月既死霸，粤五日甲子，咸刘商王纣。
三、 惟四月既旁生霸，粤六日庚戌，武王燎于周庙。
壬辰是初二，一月辛卯朔。
初五甲子，二月庚申朔。
二十二庚戌，四月己丑朔。
这就好办了，我们取证于天，把各家克商之年的实际天象，列个表：
公元前1122年（孟统）：子月辛卯257分，丑月庚申756分，寅月庚寅315分，闰月己未814分，卯月己丑373分。
公元前1122年（经朔）：子月甲午503分，丑月甲子62分，寅月癸巳561分，闰月癸亥120分，卯月壬辰619分。
公元前1111年（定朔）：亥月庚寅419分，子月己未，丑月己丑385分，寅月戊午888R，卯月戊子497分。
公元前1050年（经朔）：子月丙寅272分，丑月乙未771分，寅月乙丑330分，卯月甲午829分，辰月甲子388分。
公元前1057年（经朔）：子月丙午620分，丑月丙子179分，寅月乙巳678分，卯月乙亥237分，辰月甲辰736分。
公元前1070年（定朔）：子月壬辰220分，丑月辛酉719分，寅月辛卯278分，卯月庚申777分，辰月庚寅336分。
公元前1066年（经朔）：子月己亥219分，丑月戊辰718分，寅月戊戌277分，卯月丁卯776分，辰月丁酉335分。
公元前1106年（定朔）：子月辛酉，丑月辛卯111分，寅月庚申915分，闰月庚寅657分，卯月庚申266分，辰月己丑701分。
刘歆用孟统推算的结果，诚然密合，可是与经朔对照，差到三天到四天。只N公元前1106年密合无间。周承殷制，本是建丑为正。用铁一般的天上材N，可以证实武王克商之年是公元前1106年。
再以纸上材料证。主要引证《史记·鲁世家》的记载，辨正前人的误解、误记、改窜，得出西周总年数是336年，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。
以地下材料证。征引《趞曹鼎》铭文，肯定公元前937年是共王十五年。穆王在位五十五年，《周本纪》有明文，史家无异议，前推穆王即位于公元前1006年。引《晋书·束皙传》：“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。”证成公元前1106年是克商之年。（引自张汝舟先生《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》171页-175页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版）
汝舟先生的《西周考年》“上徵于天”“下徵于史”，“天”指历点，“史”指古书记事，尤其重视实际天象。的确做到了“信而有徵”。他说：“天上材料摆在那里，如何辩驳？纸上材料还有传写之误与伪书，地下材料也有赝器与剜剔之误，只有天上材料最为可靠。掌握了它，读古书扫除天文历法上的烟雾，如疾风扫秋叶。”（引自《论丛》第27页）
西周年代的考证能够取得真实可信的成果，研究方法的突破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在王国维“二重证据法”基础上加一个“天上材料”，做到“三证合一”，使结论更为可靠。这就是张汝舟先生给我们后代学人可以永远享用的丰厚馈赠。